社員黃文怡小姐帶領大家分享閱讀「從329瓶牛奶開始」的心得。
http://tw.myblog.yahoo.com/chupei_coop/article?mid=1240&prev=1241&next=-1
http://tw.myblog.yahoo.com/chupei_coop/article?mid=1240&prev=1241&next=-1
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
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生協已有40多年史，社員人數高達35萬，其中大部分是婦女，並且開創出貨運、牛奶工廠等9種企業。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並不是單一的合作社（合作社在日文叫生活協同組合，簡稱【生協】），而是聯合了從北海道島賓庫縣共33個合作社的一個聯合實業組織。它特別提出了【生活】與【生活者】的區分。她們說，【生活】是日復一日的平常生活，【生活者】則是在工作、學習、休閒娛樂的日常生活中又積極又有意義的探索生活方式的人。而不再只是被動地消費者。
“生活俱樂部生協”是一面觀察日本主婦的放大鏡。
生活俱樂部是成立於 1965 年的一個民間非營利團體，創立之初僅有 200 人，基本上是家庭主婦。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以家庭主婦為中心的該俱樂部的活動範圍已覆蓋日本 19 個都道縣，會員人數達30萬。反對不良生活方式。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強勁的社會風潮，它所導致的資源浪費、一次性使用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改變著日本普通消費者的思想觀念和生活。
當時日本市場所售牛奶的三分之二是脫脂乳粉等加工的乳飲料。在生產廠家利潤的驅動下，這些營養成分不高、價格卻比普通牛奶高許多的合成加工奶被廣為宣傳，甚至被吹捧為高級營養品，鮮牛奶在市場的占有率越來越低。為了對抗這些加工奶，讓更多的人飲用到新鮮、健康的牛奶，主婦們每五六戶結成一個“班”，以“班”為單位從廠家直接訂購牛奶。之後，這種共同訂購活動擴展到雞蛋、大米、肉類、禽類、魚類、蔬菜等食品及各種生活用品，就連圖書、交通旅券和文藝演出門票等都可以共同訂購。
生活俱樂部一誕生便亮出了對商品化社會和不良消費方式表示反對和抵抗的姿態。主婦在生活中意識到人類必須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在 20 世紀 70 年代，她們發現市場上出售的合成洗滌劑對河流和地下水造成汙染，於是發起了“肥皂運動”，從環保與生命安全的角度呼籲大家不要使用合成洗滌劑，而盡可能使用那些易分解、對環境影響小的肥皂或肥皂粉。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琵琶湖湖水的富養化問題使會員們將保護水資源、保護水質作為一個課題。她們最初呼籲會員們以肥皂代替合成洗滌劑，但很快又認識到此舉並不能從根本上控制水質汙染，於是發起了“禁止製造和販賣合成洗滌劑的請願”運動。
＂環保、安全、健康＂始終是生活俱樂部遵循的原則。
她們對使用農藥、合成著色劑、防腐劑等食品持懷疑態度，即便是那些對人體無害的食品添加劑也盡可能少用。她們甚至建立起奶牛場，全方位把握奶牛的飼養環境、生產環境、牛奶的品質、生產日期、容器和清潔工序。她們訂購指定養雞場的雞蛋，用非轉基因、不撒農藥的飼料來餵養，並盡可能不使用抗生素。為了保留蛋殼表面的保護層，雞蛋外表也不作清洗，承諾在48小時內送到會員手上。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對既有生活方式進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種可持續的、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她們認識到如果自身生活方式不改變，許多問題便無法解決。她們開始最大限度考慮環境，不但發起了包裝物的再利用、再生運動，還從我做起，減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倡導一種不產生
垃圾或盡量少產生垃圾的生活方式。如：她們將雞蛋裝在再生紙做的專用盒子裏發貨，會員收到貨後把空盒子還給送貨員或店鋪以重複使用。針對包裝垃圾占日本家庭垃圾總量 60%的現狀，生活俱樂部發起垃圾減量運動。她們把各種飲品、調料的玻璃瓶子合併為五種型號的瓶子來循環使 用，將盒裝牛奶改為重量較輕的強化玻璃瓶，塑料瓶蓋也可回收再利用。可別小看這種瓶子，它
獲得了2000年世界包裝機構授予的“世界包裝之星獎”。
這些看似細小的舉措大大減少了政府回收垃圾的費用，無形中也降低了垃圾處理時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家庭主婦們通過改變自我生活方式影響越來越多的日本人。
生活俱樂部所倡導的消費、生活的理念和實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1989 年獲得了有“另一個諾貝爾獎”之稱的“優秀民生獎”，1995 年又從聯合國之友獲得了“最佳50市民團體獎”。生活俱樂部的主婦們不僅僅把自己看作是在市場購買商品的消費者，還自主介入生產和流通之間，與生產者一起開發安全、環保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她們與生產企業共同開發了環保肥皂。
會員們認為生產企業應公開她們在生產、流通、消費、廢棄整個鏈條上的信息，也應該接受消費者的監督和指導。在她們的努力下，生活俱樂部所訂購的產品具有生產和流通環節的詳細信息，
這些對消費者公開的信息使消費者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把企業對商品的決定權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
她們的這一思考和行動無疑具有前瞻性，特別是在當今企業資本主宰的商品社會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新型的工作方式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大都是主婦，擔負著家務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很難找到正式工作。她們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業，於是，摸索和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工作方式—勞動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會員自己出資、自己經營、自己作為勞動者的一種勞動經營實體。勞動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為目的，會員之間也不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她們更像是事業夥伴、是姐妹。
2005 年生活俱樂部有 582 家勞動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飲、店鋪經營、編輯策劃、肥皂廠、物業等各領域，其中與福利相關的事業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種類繁多，有社區小吃店、舊貨店、麵包房、第三世界物產店、為老年人和殘疾人開辦的互助社、食品外賣店、盒飯店、兒童保育所、快遞公司等。 勞動者自主合作社與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區別在於：經營目的不是利潤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務，解決社區中存在的問題。會員們都希望通過勞動獲得經濟自立，又為社區做貢獻。生活俱樂部、勞動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方式勞動，希望通過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來創造一種新型的社區。
這一新型的勞動方式也是一種非常適合家庭主婦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婦們既能夠取得經濟自立，又能兼顧家庭，還能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1982 年，生活俱樂部誕生第一個勞動者協同組合性質的店鋪，之後這類店鋪發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鋪裏，附近居民可以買到新鮮、安全的蔬菜、鮮魚、指定產地和指定飼養方法飼養的豬肉、牛肉、雞肉等食品。店鋪裏所用的調味品、牛奶的瓶子、裝雞蛋的盒子均可反複使用，大大減少了垃圾量。
為了對應當今日本社會臨的少子老齡化現狀，生活俱樂部還在社區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兒所等各式各樣的社區福利法人和非營利組織，對需要家務勞動的家庭提供服務，對需要照顧老人的家庭提供幫助，對雙職工家庭的育兒提供支援。生活俱樂部無論目標還是日常活動都與生活密切相關，與社區居民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得到了社區居民的廣泛支持和參與。她們創建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區社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代理人運動”應運而生。
代理人運動就是生活俱樂部推舉自己的會員作為“代理人”參與地方議會議員競選的活動。這裏，代理人不僅僅是生活俱樂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廣泛的市民立場上、將市民的聲音傳達到議會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運動的政治運動口號是“生命、生活與政治相連”。
1977 年東京都議會選舉時，東京練馬區生活俱樂部將關町支部委員長土屋正枝擁立為候選人，參與競選。她的競選口號是“一起來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雖然落選了，但這次參與競選是代理人運動的首次嚐試。
為了推進代理人運動，練馬區幾位有政治抱負的成員結成了政治團體——“生活者小組”。在 1979 年的統一地方選舉中，“生活者小組”推薦的候選人片野令子勝出，練馬區首次誕生了生活俱樂部的議員。
之後，代理人運動向其他地區輻射，擴展到神奈川、千葉、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 海道、長野等生活俱樂部事業所覆蓋的主要地區，相當多的有誌於政治的婦女作為代理人走上了參政道路。代理人運動不但挑戰了男性中心的政黨政治，還開辟了一條主婦參與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
路。主婦們通過直接參與、通過日常活動來變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與不足。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認識到議會上討論和決定的法律、條例涉及衣、食、住、醫療、護理等 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這些法律、條例所左右的。要想將市民的聲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須親自參與政治、變革政治。例如，20 世紀 80 年代，家長們發現學校為孩子們提供的午餐存在諸多問題。於是，町田市的會員們與其他市民團體合作，發起了請願運動。1981 年秋，當時約 19 萬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 17206 個簽名，提交到町田議會，最終使學校集中供餐狀況得到了改善。
還有 1989 年的食品安全條例直接請求活動、1993 年的市民活動推進立法請求活動、1997 年的轉基因食品對策請願簽名活動、1998 年環境荷爾蒙對策請願簽名活動、2002 年請求停止愛知縣轉基因水稻的研究與開發簽名活動、2003 年請求停止岩手縣和北海道轉基因水稻開發的簽名活動等，都在不同領域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主婦們是從“生活者”的視角發現周邊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弊端而產生 變革政治的要求的。這使得生活範疇的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貼近生活。
事實證明，主婦們的政治參與的確起到了一定作用。如 1989 年，生活俱樂部和其他市民組織一起，開展了 55 萬簽名的要求製定《食品安全條例》的直接請求運動。雖被否決，但卻促使東京都從行政上強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經過生活俱樂部等團體 15 年的不間斷努力，2004 年 3 月東京都議會終於通過了東京都首次確保食品安全的條例——《食品安全條例》，之後又推動國家制定，並推出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設置了食品安全委員會等。
當會員們看到一些提案在議會上受阻、成為一紙廢案時，考慮僅僅提案是不夠的，還應成立反映民意的政黨。地區性政黨東京生活者網絡的誕生就是一次這樣的嚐試，東京生活者網絡積極 推舉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地方議會選舉。1983 年統一地方議會選舉中，除練馬區以外，杉並區、 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當選。在 1999 年統一地方選舉中，東京生活者網絡產生了 57 位東 京都、市、區議會議員。2007 年地方議會選舉中，東京都議會有一人當選，區議會選舉中 20 位 候選人有 19 位當選，市議會選舉中，28 位候選人中有 26 位當選，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推動日本社會變革推動日本社會變革從生活俱樂部到勞動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運動，這一連串的活動構成了變革日本社會的＂生活者運動＂，而且，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一社會運動從始至終都是由家庭主婦參與並推動的。
人們不禁會產生疑問：在日本這樣一個男女性別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會，主婦們在兼顧賢妻良母角色的同時，又在民間團體、在社區、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悄然改變著日本社會。她們的行動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婦女運動有著怎樣的相同與不同呢？
解答這一疑問，首先要從分析她們參與生活俱樂部活動的初衷入手。
主婦們參與運動的出發點是要過一種安全的、健康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人與人相互關愛的生活。她們加入生活俱樂部後，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質，密切了鄰里關係。她們首先對日常生活中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提出疑問，然後對公害、地區行政、日本政治和社會產生全方位關注，最後以世界視角關注國際問題、地球環境問題。她們將自己生活的感受和體驗帶入到社會活動和社會運動之中，對政策進行提案或是通過選舉進入議會，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
我們欣喜地看到：加入生活者運動的婦女們在運動中發現自我、找回自我，她們已經不僅僅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婦，而是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是女性、消費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在尋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過程中，她們也在履行著這些角色所賦予她們的職責，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一種新生力量。生活者運動沒有鼓勵家庭主婦放棄主婦身份去職業中尋求與男性的平等，而是鼓勵家庭主婦從女性的視角思考問題，通過俱樂部的日常活動去參與社區活動，並通過參與活動介入經濟、政治和社會。
生活俱樂部的主婦們對日本社會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以及製約女性的不合理性現象提出了質疑。可貴的是，她們不僅僅提出問題，還在力圖超越這種對女性的歧視和制約。身為家庭主婦的會員們聚在一起學習、勞動、思考和參與各項活動，思維和視角變得開闊。她們雖然身為家庭主婦，但已超越了傳統意義的家庭主婦，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奉獻社會的女性市民。
主婦們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與政治的結合點，從而挑戰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從事育兒和家務”的性別分工模式，創造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既兼顧家庭又從事社區活動”的模式。盡管這種模式並不完美，但卻開創了婦女參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新途徑，顯示了未來婦女運動 新的發展方向。
主婦們在社區的實踐有很多啟示。她們本著＂自我意識、自主管理、自己決定＂的宗旨，在社區內自發進行互助式服務，如：在社區開展步行拉力賽、跳蚤市場、歲末搗製年糕等活動，召開各種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會議、講座。如：食品材料與烹調的說明會、料理講習會，斷乳食譜講座、暑假兒童料理和父親料理講座等。她們還組織會員們參觀生產廠家，嚐試製造食品，進行與生產者的零距離體驗。有些地方的生活俱樂部還開展了小規模的托兒服務、助殘助老等服務。目前，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已成為一股關心社區發展、關心環境和自然、關心他人的力量。據 2005 年度 的調查結果表明，在生活俱樂部的相關團體中有將近 1 萬人參與居家養老服務和養老設施服務，
有事業所 448 家，接受服務的人約 3 萬，上門服務等護理服務時間總量達到了 143 萬小時。
當今，以生活俱樂部為代表的生活者運動正在向市民生活的滲透，主婦已成為推動日本社會變革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生協已有40多年史，社員人數高達35萬，其中大部分是婦女，並且開創出貨運、牛奶工廠等9種企業。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並不是單一的合作社（合作社在日文叫生活協同組合，簡稱【生協】），而是聯合了從北海道島賓庫縣共33個合作社的一個聯合實業組織。它特別提出了【生活】與【生活者】的區分。她們說，【生活】是日復一日的平常生活，【生活者】則是在工作、學習、休閒娛樂的日常生活中又積極又有意義的探索生活方式的人。而不再只是被動地消費者。
“生活俱樂部生協”是一面觀察日本主婦的放大鏡。
生活俱樂部是成立於 1965 年的一個民間非營利團體，創立之初僅有 200 人，基本上是家庭主婦。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以家庭主婦為中心的該俱樂部的活動範圍已覆蓋日本 19 個都道縣，會員人數達30萬。反對不良生活方式。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強勁的社會風潮，它所導致的資源浪費、一次性使用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改變著日本普通消費者的思想觀念和生活。
當時日本市場所售牛奶的三分之二是脫脂乳粉等加工的乳飲料。在生產廠家利潤的驅動下，這些營養成分不高、價格卻比普通牛奶高許多的合成加工奶被廣為宣傳，甚至被吹捧為高級營養品，鮮牛奶在市場的占有率越來越低。為了對抗這些加工奶，讓更多的人飲用到新鮮、健康的牛奶，主婦們每五六戶結成一個“班”，以“班”為單位從廠家直接訂購牛奶。之後，這種共同訂購活動擴展到雞蛋、大米、肉類、禽類、魚類、蔬菜等食品及各種生活用品，就連圖書、交通旅券和文藝演出門票等都可以共同訂購。
生活俱樂部一誕生便亮出了對商品化社會和不良消費方式表示反對和抵抗的姿態。主婦在生活中意識到人類必須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在 20 世紀 70 年代，她們發現市場上出售的合成洗滌劑對河流和地下水造成汙染，於是發起了“肥皂運動”，從環保與生命安全的角度呼籲大家不要使用合成洗滌劑，而盡可能使用那些易分解、對環境影響小的肥皂或肥皂粉。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琵琶湖湖水的富養化問題使會員們將保護水資源、保護水質作為一個課題。她們最初呼籲會員們以肥皂代替合成洗滌劑，但很快又認識到此舉並不能從根本上控制水質汙染，於是發起了“禁止製造和販賣合成洗滌劑的請願”運動。
＂環保、安全、健康＂始終是生活俱樂部遵循的原則。
她們對使用農藥、合成著色劑、防腐劑等食品持懷疑態度，即便是那些對人體無害的食品添加劑也盡可能少用。她們甚至建立起奶牛場，全方位把握奶牛的飼養環境、生產環境、牛奶的品質、生產日期、容器和清潔工序。她們訂購指定養雞場的雞蛋，用非轉基因、不撒農藥的飼料來餵養，並盡可能不使用抗生素。為了保留蛋殼表面的保護層，雞蛋外表也不作清洗，承諾在48小時內送到會員手上。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對既有生活方式進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種可持續的、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她們認識到如果自身生活方式不改變，許多問題便無法解決。她們開始最大限度考慮環境，不但發起了包裝物的再利用、再生運動，還從我做起，減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倡導一種不產生
垃圾或盡量少產生垃圾的生活方式。如：她們將雞蛋裝在再生紙做的專用盒子裏發貨，會員收到貨後把空盒子還給送貨員或店鋪以重複使用。針對包裝垃圾占日本家庭垃圾總量 60%的現狀，生活俱樂部發起垃圾減量運動。她們把各種飲品、調料的玻璃瓶子合併為五種型號的瓶子來循環使 用，將盒裝牛奶改為重量較輕的強化玻璃瓶，塑料瓶蓋也可回收再利用。可別小看這種瓶子，它
獲得了2000年世界包裝機構授予的“世界包裝之星獎”。
這些看似細小的舉措大大減少了政府回收垃圾的費用，無形中也降低了垃圾處理時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家庭主婦們通過改變自我生活方式影響越來越多的日本人。
生活俱樂部所倡導的消費、生活的理念和實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1989 年獲得了有“另一個諾貝爾獎”之稱的“優秀民生獎”，1995 年又從聯合國之友獲得了“最佳50市民團體獎”。生活俱樂部的主婦們不僅僅把自己看作是在市場購買商品的消費者，還自主介入生產和流通之間，與生產者一起開發安全、環保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她們與生產企業共同開發了環保肥皂。
會員們認為生產企業應公開她們在生產、流通、消費、廢棄整個鏈條上的信息，也應該接受消費者的監督和指導。在她們的努力下，生活俱樂部所訂購的產品具有生產和流通環節的詳細信息，
這些對消費者公開的信息使消費者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把企業對商品的決定權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
她們的這一思考和行動無疑具有前瞻性，特別是在當今企業資本主宰的商品社會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新型的工作方式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大都是主婦，擔負著家務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很難找到正式工作。她們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業，於是，摸索和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工作方式—勞動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會員自己出資、自己經營、自己作為勞動者的一種勞動經營實體。勞動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為目的，會員之間也不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她們更像是事業夥伴、是姐妹。
2005 年生活俱樂部有 582 家勞動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飲、店鋪經營、編輯策劃、肥皂廠、物業等各領域，其中與福利相關的事業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種類繁多，有社區小吃店、舊貨店、麵包房、第三世界物產店、為老年人和殘疾人開辦的互助社、食品外賣店、盒飯店、兒童保育所、快遞公司等。 勞動者自主合作社與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區別在於：經營目的不是利潤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務，解決社區中存在的問題。會員們都希望通過勞動獲得經濟自立，又為社區做貢獻。生活俱樂部、勞動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方式勞動，希望通過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來創造一種新型的社區。
這一新型的勞動方式也是一種非常適合家庭主婦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婦們既能夠取得經濟自立，又能兼顧家庭，還能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1982 年，生活俱樂部誕生第一個勞動者協同組合性質的店鋪，之後這類店鋪發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鋪裏，附近居民可以買到新鮮、安全的蔬菜、鮮魚、指定產地和指定飼養方法飼養的豬肉、牛肉、雞肉等食品。店鋪裏所用的調味品、牛奶的瓶子、裝雞蛋的盒子均可反複使用，大大減少了垃圾量。
為了對應當今日本社會臨的少子老齡化現狀，生活俱樂部還在社區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兒所等各式各樣的社區福利法人和非營利組織，對需要家務勞動的家庭提供服務，對需要照顧老人的家庭提供幫助，對雙職工家庭的育兒提供支援。生活俱樂部無論目標還是日常活動都與生活密切相關，與社區居民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得到了社區居民的廣泛支持和參與。她們創建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區社會。
代理人運動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活俱樂部的主婦們在生活中發現政治和行政中的問題，隨之產生了變革社會的願望。生活俱樂部也逐漸從生活領域走向了政治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代理人運動”應運而生。
代理人運動就是生活俱樂部推舉自己的會員作為“代理人”參與地方議會議員競選的活動。這裏，代理人不僅僅是生活俱樂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廣泛的市民立場上、將市民的聲音傳達到議會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運動的政治運動口號是“生命、生活與政治相連”。
1977 年東京都議會選舉時，東京練馬區生活俱樂部將關町支部委員長土屋正枝擁立為候選人，參與競選。她的競選口號是“一起來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雖然落選了，但這次參與競選是代理人運動的首次嚐試。
為了推進代理人運動，練馬區幾位有政治抱負的成員結成了政治團體——“生活者小組”。在 1979 年的統一地方選舉中，“生活者小組”推薦的候選人片野令子勝出，練馬區首次誕生了生活俱樂部的議員。
之後，代理人運動向其他地區輻射，擴展到神奈川、千葉、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 海道、長野等生活俱樂部事業所覆蓋的主要地區，相當多的有誌於政治的婦女作為代理人走上了參政道路。代理人運動不但挑戰了男性中心的政黨政治，還開辟了一條主婦參與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
路。主婦們通過直接參與、通過日常活動來變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與不足。
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認識到議會上討論和決定的法律、條例涉及衣、食、住、醫療、護理等 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這些法律、條例所左右的。要想將市民的聲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須親自參與政治、變革政治。例如，20 世紀 80 年代，家長們發現學校為孩子們提供的午餐存在諸多問題。於是，町田市的會員們與其他市民團體合作，發起了請願運動。1981 年秋，當時約 19 萬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 17206 個簽名，提交到町田議會，最終使學校集中供餐狀況得到了改善。
還有 1989 年的食品安全條例直接請求活動、1993 年的市民活動推進立法請求活動、1997 年的轉基因食品對策請願簽名活動、1998 年環境荷爾蒙對策請願簽名活動、2002 年請求停止愛知縣轉基因水稻的研究與開發簽名活動、2003 年請求停止岩手縣和北海道轉基因水稻開發的簽名活動等，都在不同領域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主婦們是從“生活者”的視角發現周邊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弊端而產生 變革政治的要求的。這使得生活範疇的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貼近生活。
事實證明，主婦們的政治參與的確起到了一定作用。如 1989 年，生活俱樂部和其他市民組織一起，開展了 55 萬簽名的要求製定《食品安全條例》的直接請求運動。雖被否決，但卻促使東京都從行政上強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經過生活俱樂部等團體 15 年的不間斷努力，2004 年 3 月東京都議會終於通過了東京都首次確保食品安全的條例——《食品安全條例》，之後又推動國家制定，並推出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設置了食品安全委員會等。
當會員們看到一些提案在議會上受阻、成為一紙廢案時，考慮僅僅提案是不夠的，還應成立反映民意的政黨。地區性政黨東京生活者網絡的誕生就是一次這樣的嚐試，東京生活者網絡積極 推舉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地方議會選舉。1983 年統一地方議會選舉中，除練馬區以外，杉並區、 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當選。在 1999 年統一地方選舉中，東京生活者網絡產生了 57 位東 京都、市、區議會議員。2007 年地方議會選舉中，東京都議會有一人當選，區議會選舉中 20 位 候選人有 19 位當選，市議會選舉中，28 位候選人中有 26 位當選，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推動日本社會變革推動日本社會變革從生活俱樂部到勞動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運動，這一連串的活動構成了變革日本社會的＂生活者運動＂，而且，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一社會運動從始至終都是由家庭主婦參與並推動的。
人們不禁會產生疑問：在日本這樣一個男女性別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會，主婦們在兼顧賢妻良母角色的同時，又在民間團體、在社區、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悄然改變著日本社會。她們的行動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婦女運動有著怎樣的相同與不同呢？
解答這一疑問，首先要從分析她們參與生活俱樂部活動的初衷入手。
主婦們參與運動的出發點是要過一種安全的、健康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人與人相互關愛的生活。她們加入生活俱樂部後，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質，密切了鄰里關係。她們首先對日常生活中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提出疑問，然後對公害、地區行政、日本政治和社會產生全方位關注，最後以世界視角關注國際問題、地球環境問題。她們將自己生活的感受和體驗帶入到社會活動和社會運動之中，對政策進行提案或是通過選舉進入議會，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
我們欣喜地看到：加入生活者運動的婦女們在運動中發現自我、找回自我，她們已經不僅僅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婦，而是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是女性、消費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在尋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過程中，她們也在履行著這些角色所賦予她們的職責，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一種新生力量。生活者運動沒有鼓勵家庭主婦放棄主婦身份去職業中尋求與男性的平等，而是鼓勵家庭主婦從女性的視角思考問題，通過俱樂部的日常活動去參與社區活動，並通過參與活動介入經濟、政治和社會。
生活俱樂部的主婦們對日本社會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以及製約女性的不合理性現象提出了質疑。可貴的是，她們不僅僅提出問題，還在力圖超越這種對女性的歧視和制約。身為家庭主婦的會員們聚在一起學習、勞動、思考和參與各項活動，思維和視角變得開闊。她們雖然身為家庭主婦，但已超越了傳統意義的家庭主婦，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奉獻社會的女性市民。
主婦們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與政治的結合點，從而挑戰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從事育兒和家務”的性別分工模式，創造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既兼顧家庭又從事社區活動”的模式。盡管這種模式並不完美，但卻開創了婦女參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新途徑，顯示了未來婦女運動 新的發展方向。
主婦們在社區的實踐有很多啟示。她們本著＂自我意識、自主管理、自己決定＂的宗旨，在社區內自發進行互助式服務，如：在社區開展步行拉力賽、跳蚤市場、歲末搗製年糕等活動，召開各種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會議、講座。如：食品材料與烹調的說明會、料理講習會，斷乳食譜講座、暑假兒童料理和父親料理講座等。她們還組織會員們參觀生產廠家，嚐試製造食品，進行與生產者的零距離體驗。有些地方的生活俱樂部還開展了小規模的托兒服務、助殘助老等服務。目前，生活俱樂部的會員們已成為一股關心社區發展、關心環境和自然、關心他人的力量。據 2005 年度 的調查結果表明，在生活俱樂部的相關團體中有將近 1 萬人參與居家養老服務和養老設施服務，
有事業所 448 家，接受服務的人約 3 萬，上門服務等護理服務時間總量達到了 143 萬小時。
當今，以生活俱樂部為代表的生活者運動正在向市民生活的滲透，主婦已成為推動日本社會變革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共同購買、合作找幸福